生化调试培训资料(编辑修改稿)

生化调试培训资料(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馈机制， 在负反馈机制的作用下，循环累积因果链不能形成。 到这里，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循环累积因果链的形成条件是区域之间的非均衡力表现为聚集力。 循环累积因果链的作用机制 现在我们结合实际给出循环累积因果链的具体环节和作用机制。 不仅工业人口的偶然流动可以对初始的对称状态构成扰动而引发聚集，物质资本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作为生产要素组合体的企业则更是如此，只要扰动发生后区域之间的非均衡力表现为聚集力，聚集就会发生并进行下去。 这里应该强调指出，我们可以把企业的流动或迁移看成是劳动力（普通劳动力和 /或人力资本）和资本（物质 资本和 /或人力资本）的结合体的流动。 我们知道，生产要素至少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除了土地不能流动之外，劳动力和资本都可以流动 5。 首先，考虑初始扰动由南部的劳动力向北部的偶然流动造成。 由于劳动力同时也是消费者，这意味着南部的市场规模缩小而北部的市场规模扩大，根据市场接近效应，市场规模的扩大势必增强对企业的吸引力，而企业是劳动力和资本的结合，这意味着南部劳动力向北部的流动将进一步吸引南部劳动力和资本向北部流动，于是，从南部流动到北部的劳动力无论是与北部的资本结合在一起构成企业还是直接加入北部企业，从南部流动 到北部的资本无论是与北部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构成企业还是直接投入北部企业，或者，南部的企业直接迁移到北部，再或者，这些方面兼而有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都意味着北部企业的增加或增强，这样，北部生产的工业品种类和数量必然增加，根据生活成本效应，这将导致北部生活成本的降低，于是这又将吸引南部劳动力向北部的流动。 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循环累积的过程。 其次，考虑初始扰动由南部的资本向北部的偶然流动造成。 资本从南部流动到北部后，无论是与北部劳动力结合在一起构成企业，还是直接投入北部企业，或者两方面兼而有之，都意味着北部企 业的增加或增强，这将增加北部的工业产品种类和数量，根据生活成本效应，这将吸引南部劳动力向北部流动，于是，要素流动进入上面的累积循环过程。 再则，如果初始扰动是由南部企业偶然向北部迁移，也就是南部劳动力和资本同时向北部流动造成的，那么很明显，上述循环累积过程更是不可避免。 总之，在表现为聚集力的非均衡力的驱使下，要素从南部向北部的聚集因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的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原有的非均衡力（聚集力），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聚集能够不断进行下去，一旦开始似乎就无法遏止，直到南部所有的工业人口和资本都聚集 3 容易理解，在初始的对称状态下，区域之间既不存在聚集力也不存在分散力，合力为零，但一旦发生扰动，这种状态就遭到破坏。 4 但这种恢复也只能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因为经济系统内总会产生新的扰动。 5 但具体分析要素流动时我们又会对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性进行限制性假定。 到北部为止。 虽然仔细分析起来，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很复杂，但粗略地看，要素的区际流动在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的作用下进一步加快流动，如此循环往复就明显构成了一个链条，也就是所谓的“循环累积因果链”，可简单图示如下。 图 2－ 1 循环累积因果链 但我们不能忘记，除了产生聚集力的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以外，还有一个市场拥挤效应，它产生的是阻碍要素向北部聚集的分散力或排斥力，而且，这个力也应该随着北部要素或经济活动聚集密度的增加而增强。 然而，由于在扰动刚发生时该分散力就小于聚集力，要素向北部的聚集不能在一 开始被遏止，随着聚集过程的持续，分散力与聚集力都在增强，但分散力的增强速度低于聚集力的增强速度，因而不能扭转要素向北部聚集的势头。 但随着要素集中度的提高，市场拥挤效应也变大，因此考虑拥挤效应，则生产要素在某一区域的聚集也有它的最大值，如果超出最大值，那么企业之间争夺消费者的竞争将变得非常激烈，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这表现为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 然而，此时要素聚集趋势仍在加强，因而出现了要素聚集和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两难选择问题。 正因为这种两难选择，我们看到要素聚集区内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现象，也就是说，在要素聚集 区内企业间的竞争导致竞争力弱或没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被淘汰或被迫转移出去，留在要素聚集区内的企业一般来讲都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或规模经济效应较大。 这种过程就是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正如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部分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结构优化过程不是外生过程而是内生过程。 这种产业聚集区内产业结构的内生优化过程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天津韩资企业具有典型意义。 随着天津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大量的韩资企业进入天津，据天津韩国商会的统计资料，到 2020 年底，在天津韩国商会注册的韩资企业有三千多家，然而与天津韩国商 会经常保持联系的韩资企业只有 1200 多家企业，那么其余 1800 多家企业呢。 韩国商会会长指出，这些企业要么遭淘汰要么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这 1800 多家韩资企业，不仅无法同其他国家的企业进行竞争，也竞争不过规模较大的中国企业，这些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技术含量较低，竞争力较弱。 据我们的研究，遭淘汰的韩资企业，主要是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低以及经营策略失策的企业。 与此相反，随着天津新一轮投资高潮的到来，大量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大型企业纷纷到天津投资，包括大量的韩国跨国企业。 上述的循环累积因果链无疑为我们解读块状经济的现 实世界和聚集现象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启示。 但读到这里，读者可能仍然充满疑问。 特别是，既然循环累积因果链的形成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区域之间的非均衡力表现为聚集力，而非均衡力也可以表现为分散力。 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表现为聚集力，又在什么情况下表现为分散力呢。 也就是说，聚集什么时候发生呢。 而且，如果发生，经济活动向哪一个区域聚集呢。 聚集以后是否能保持稳定呢。 我们将在第二节中逐步涉及这些问题。 最后，我们进一步强调，在本章中，对企业流动或聚集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已有企业进行区际迁移这个层面，而完全可以理解为要素的流动。 或者 ，我们也可以把要素理解为企业，这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 因此，在很多时候，我们把要素聚集与企业聚集、产业聚集、经济活动的聚集等作为等价的概念来使用。 第二节 劳动力流动 本节内容的核心思想来源于克鲁格曼提出的核心－边缘模型 6，我们将通过对劳动力的特殊假定表明工业劳动力的流动可以导致经济活动的突发性聚集并形成核心 边缘结构，核心 边缘结构的形成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由均衡增长模式转变为非均衡增长模式的过程。 核心 边缘结构的形成及其稳定性问题具有丰富的经济学含义，富于现实启迪。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假定经济系统中的所有 产品 (工业品和农业品 )都由并且只由劳动力生产出来，劳动力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劳动力分为两种，分别为农业劳动力 (农民 ) 和工业劳动力 (工人 )，农民生产农业品，工人生产工业品，每个工业企业在组织工人生产工业品时，既需要一定量的工人作为固定投入，又使用工人作为可变投入。 农民在两区域等量均匀分布并且不能跨区流动，工人可以在区际无成本地自由迁移（流动），迁移的目的是追求更高的实际收入水平或效用水平，这意味着工人在进行这种迁移决策时既考虑名义工资水平又考虑生活成本 (消费品价格水平 )。 除了劳动力方面的上述假定外，其他 仍维持本章开始时交待的基本假定不变。 一、循环累积因果链 现实中的经济聚集或区域分异往往是循环累积因果链的作用所致。 我们现在来说明在上述劳动力假定条件下可能存在的循环累积因果链。 首先，我们仍然从对称情形出发进行讨论。 假设两区域的初始对称状态受到轻微的扰动，这种扰动由少量工人的迁移造成，例如哪怕只有一名工人从南部迁移到北部，原有的对称状态就遭到了破坏。 因为工人把自己的收入花费在工作地点，北部的消费需求或支出份额变大而南部的变小，也就是北部的市场规模变大而南部的变小，在存在贸易成本且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 根据市场接近效应，就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而言，北部的优势强于南部，任何企业都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大的区位。 如果企业迁移无成本，那么南部企业将向北部迁移，南部工业部门的就业减少而北部的就业扩大，北部工业部门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劳动力需求超出北部工人的供给，因而生产的转移进一步激励工人的迁移，这一过程是自我强化的。 于是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循环：人口迁移导致消费支出的转移，消费支出的转移导致生产活动的转移，生产活动的转移反过来又激励人口的迁移。 这被称为“与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也称“后向联系”，具有正反馈机制性质。 “与需求关联”强调的是需求空间分布的变化是上述机制的杠杆。 其次，上述扰动发生后，工人从南部向北部的迁移将增加北部并减少南部的工人数量。 根据生活成本效应，由于工人完全就业，这种人口迁移将减少南部而增加北部生产的工业品种类和数量，导致南部的生活成本 (商品价格指数 )上升而北部的下降，北部生活成本的降低等价于北部实际工资 (效用 )水平的提高，南部的情形正好相反，这进一步吸引工人从南部向北部迁移，这一过程也是自我强化的。 于是我们发现另一个循环：人口迁移导致生产活动的转移，生产活动的转移改变生活成本，生活成本的改变进 一步激励人口的迁移。 这被称为“与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也称“前向联系”，也具有正反馈机制性质。 “与成本关联”强调生活成本的变动是上述机制的杠杆。 容易发现，在上面关于劳动力的假定下，工业企业和工人实际上是一回事。 同时，上述以市场接近效应为核心的与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和以生活成本效应为核心的与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两个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共同构成循环累积 6 Paul Krugman, “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 483— 499。 Richard Baidwin, Rikard Forslid, Philippe Martin, Gianmarco Ottavino and Frederic RobertNicoud, “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因果链，产生自我增强的聚集力，促进经济聚集。 换一种说法就是，上述扰动发生后，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的双重作用倾向于使 工人从而工业活动持续加快向北部聚集。 但是，这其实只是一种可能性，实际是否真的导致工业活动持续向北部聚集，或者说循环累积因果链能否形成，还要取决于市场拥挤效应。 二、对称结构（均衡增长模式）的破坏和突破点 扰动发生后，当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起作用时，市场拥挤效应也随之起作用，市场拥挤效应产生的是分散力，它倾向于抵消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产生的聚集力。 那么，分散力能否抵消聚集力呢。 如果分散力大于聚集力，也就是区域之间的非均衡力表现为分散力，则扰动不足以引发聚集，区域之间存在负反馈机制，扰动会被抵消或 抑制，原有的对称结构（也就是均衡增长模式）将继续存在。 如果分散力小于聚集力，也就是区域之间的非均衡力表现为聚集力，则扰动将引发聚集，循环累积因果链得以形成，区域之间起作用的是正反馈机制。 显然，分散力与聚集力之间的权衡涉及一个临界状态，它是循环累积因果链形成也就是聚集发生的临界点，该临界点所决定的是区域之间的作用力何时表现为聚集力、何时表现为分散力的问题。 这个临界点与区域之间的贸易成本或市场开放度有密切的关系 7，它就是所谓的“突破点”。 这里的贸易成本是一种观念上的抽象，它由交通运输技术和贸易制度状况所决定，不 因贸易实际是否发生而客观存在，贸易成本的降低意味着市场开放度的提高。 下面我们说明突破点。 我们再回到区域的初始对称状态，考虑一个既定的极其微小的扰动，那么，在不同的市场开放度条件下，该扰动所导致的区域之间的非均衡力是不同的。 具体地说，扰动所导致的聚集力和分散力都随着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贸易成本下降）而减弱，但它们减弱的速度并不相同，分散力减弱的速度更快一些，这可以由图 2－ 2 示意。 图 2－ 2 均衡增长模式转变为非均衡增长模式的临界点（突破点） 资料来源： Ridhard Baidwin, Rikard Forslid, Philippe Martin, Gianmarco Ottavino and Frederic RobertNicoud: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 如图所示，聚集力和分散力在随着市场开放度提高而减弱的过程中有一个交点，即 E 点，在该点聚集力和分散力正好相等。 将 E 点所 对应的贸易自由度记作 B ，那么，容易看到， 7 需要指出，就不同区域而言，贸易成本和市场开放度可以是不同的，例如，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一个区域实行自由贸易而另一个区域实行地方保护，则两区域的市场开放度是不同的。 但是在这里，根据区域是对称的假定，可以视两个区域对外的开放程度是相同的。 如果扰动发生时，市场开放度小于 B ，则分散力大于聚集力，非均衡力表现为分散力，扰动不能导致循环累积因果链的形成；反之，如果扰动发生时，市场开放度大于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