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全部文本资料-情理法的冲突-范愉

百家讲坛全部文本资料-情理法的冲突-范愉内容摘要：

李建海说：走到这一步，我看见有些不对了，我这儿已经看到了，咦 怎么有一个人竖在这儿，他是斜靠在这儿，绳子栓在这儿，鼻子里插了个环，脚有一点点弯曲。 事后经警方调查，在房中上吊自杀的是装潢公司的油漆工。 好好的一处新房，没有迎来新郎新娘，却被人抢先作了停尸房，使得李建海和家人难以接受，他的未婚妻也坚决不同意在这里结婚。 李建海认为装潢公司有一定过错，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2020 年 2月 28 日，李建海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百姓装潢公司赔偿买房和装修的经济损失 25 万元，并要求精神赔偿 5 万元。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建海的房屋作为不动产，价值没有受到影响，因而 李建海要求的 25 万元经济赔偿不予支持，上海百姓家庭装潢公司由于没有尽到管理责任，致使其员工在施工现场自缢，并给原告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赔偿原告李建海精神损失费 5000 元，并同意装潢公司自愿补偿原告 2 万元。 李建海不服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2020 年 8 月，二审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原判决。 那么当时我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也提出，我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公序良俗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考虑一下，老百姓的普遍的一种生活习惯和他们的一种风俗，能不能考虑这样的因 素。 我想通过这个案例，大家可以看到，确确实实我们不能否认在法律的整个的实施运作过程中，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困惑，就是有的时候情理法会发生一些冲突。 那么刚才我前面举的两个案例，都充分地说明中国的情理法的冲突，这个事实是确实存在的，那么这个事实并不仅从老百姓对判决结果的困惑、不理解中可以看到，也能从法官自身的经验中看到。 所以我们最近发现有这样一种司法改革的措施，就是很多法官自己在依法判案之后，他也感觉到情理法似乎在某种地方上冲突得很激烈，于是他为了弥补这样的一种缺憾，他们就创造了一种方式，叫做法官 后语。 就是说在判决书的最后，以法官后语的形式写上几句自己的感想。 包括一些道德评价对当事人的规劝，或者对情理的一些说服。 那么这种情况它的目的，创制这种司法改革的目的。 据说是为了使当事人了解法律和道德之间虽然有冲突，但是，我们在做出判决之后，还是希望当事人尊重道德，尊重我们说的情理，尊重这种亲情友情和社会上的一些基本的习惯风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虽然我给了你一个法律的判决，但是也许我并不认为你这样做就是对的，所以我在后面再对你们进行一些规劝。 尤其是对一些比如说像婚姻家庭方面的案件，收养、继承、分割家庭财产，那 么法官经常通过这样一种入情入理的判决后语，让我们看到法官的一些非常难得的用心。 其实有些判语我们看了以后有点觉得非常有意思，很像我们古代法官，在判决中给大家讲的那种道德教育。 那么由于这样的一种东西，显得多多少少好像跟判决书，跟司法文书的风格有点不太相吻合，所以很多的学者对此也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强调法与情理之间的冲突，并不像他们渲染得那么严重，但是另一方面也承认这种冲突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它的原因主要是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就是，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法律，确实不是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中自然产生的，它主要的体系甚至它的一些基本概念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 那么在这种移植过程中就不会产生西方法律文化中，自然而然的那种情理和法之间的密切衔接和相互的融合。 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西方移植来的这些概念理念体系，一方面是我们老百姓土生土长的对法律的那种认识；一方面是好像是现代的非常先进的法律；另外一方面显得是非常落后的一些习俗传统。 比如说像新房吊死人这样的事件，那么我们可能会有人说，这不就是一种封建迷信吗，那么法官们也会觉得，你看按理 说我们现在都提倡科学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为什么一个房子吊死人就不能结婚了呢，实际上你肯定结婚也不会影响你的婚姻，也不会影响你的生命健康权。 但是后来记者当时就追问法官说，如果是你的儿子在那儿结婚你会怎么想呢。 那个法官就有点儿含糊了，他说这个问题我也不好说，但是我想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只能还是按照法律办事。 也就是说，实际上就算我们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即使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在考虑这样问题的时候，民众的那种心理感情，它毕竟也不是说我们可以完全抹杀完全无视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法制改革，确确实实改革的速度过快了。 它跟西方在这个历史发展中，法治的这种历史的延续性和循序渐进的进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家都知道，原有的社会结构，比如我们那种村落人际关系都开始迅速地解体。 我们原来的这种本来就不是特别健全的，我们中国没有宗教体系，我们原来的这种道德又在迅速地瓦解。 所以被称为道德失范，闹得法律不得不介入到更多更多的道德领域，用法律来支撑道德的底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如果你过多地强调法律与道德的区别，那么就会造成民众对法律道德基础，感觉到法律缺乏道德基础。 我个人感觉到，这些年由于我们的法律越来越完 善，规则越来越多，那么法官也好，学者也好，出现了一种法律的非道德化倾向。 对很多很多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区别，大家都采取那种就是认为应该可以忽视或者不用太多地去考虑道德评价的问题。 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反而跟西方的司法传统是相差很远的。 比如著名的大家都知道那年发生了一个在四川泸州发生了一个遗赠案。 这是一起轰动四川泸州的案子，对簿公堂的是两个女人，案件的起因是一份遗嘱。 立遗嘱人叫黄永彬，而这场官司的原、被告分别是黄永彬的情人和妻子。 在那份遗嘱中，黄永彬把自己能支配的所有财产，共计 6 万余元全部赠送给生前的情人张学英 ，也就是本案的原告。 案由是被告蒋伦芳拒绝将死者的遗产交付原告。 按照我国《继承法》规定：遗产继承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种，有遗嘱的，要按照遗嘱的规定继承遗产。 也就是说，遗嘱继承的法律效力高于法定继承。 由于张学英和黄永彬属非婚同居的关系，在当地百姓中普遍认为张学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