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的亳邑新探(编辑修改稿)

甲骨文中的亳邑新探(编辑修改稿)内容摘要：

“在商”、“在亳”之类的卜辞，有的虽记有“征人方”、记有月和干支日或仅记干支日，但恰恰都没有“十祀”的纪年。 也就是说，自董作宾先生以来，是研究者自己主观上认为这些“在商”“在亳”的征人方卜辞，应该和有“十祀”纪年的“告于大邑商”的卜辞一样，都是商王十祀时征人方卜辞，因而把它们排列在了十祀征人方卜辞之中，而这些卜辞本身却并未告诉我们它们是十祀时的卜辞。 卜辞自身并没有“十祀”纪年，那它就有属于“十祀”之外征人方卜辞的可能。 其次，那些只是记有“在某地贞：今日步于某地，无灾。 ”而并无“征人方”字样的卜辞，是 否一定是征人方卜辞，也很值得怀疑，因而也就不一定非要排入征人方谱中不可。 在征人方卜辞中，那些无“十祀”纪年却写有“在商”“在亳”之类的卜辞，有可能属于“十祀”之外，而根据出土材料，帝乙帝辛时期征人方也并非仅仅是“十祀”一次，至少还有“十五祀”征人方的记录。 如商代《小臣艅犀尊》铭文： 丁巳，王省夔京。 王赐小臣艅夔贝。 唯王来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 日。 此铜器被认为是十五祀征人方归途所铸。 “唯王来征人方”用语，与卜辞“二月癸巳，唯王来征人方，在齐 ”（《合集》 36493）和“五月癸卯，唯王来征人方，在 ”（《合集》 36495）中的“唯王来征人方”，完全相同。 铭文中的“唯王十祀又五， 日”属于时间署辞，其中“唯王十祀又五”是纪年，“ 日”是以周祭祭祀作时间署辞，是配合前面的干支日使用的，据研究，在商代末期盛行这种用干支加周祭祭祀纪日的制度。 2乙辛时期，既有十祀时的征人方战役，也有十五祀时的征人方战役，也可能还有其他时间的征人方事件， 3但排谱者们几乎把绝大多数材料都排入十祀征人方谱中，留给十五祀的寥寥无几，这种情况固然有研究中的无奈。 但值得指出的是，正是由于把上举那些记有“在商”的卜辞排入十祀征人方谱中， 1 a董作宾：《殷历谱》下卷“帝辛日谱”。 b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八章第 八节“乙辛时代所征的人方、盂方”。 c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中译本），第 389～ 397 页。 d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二章“帝乙十祀征人方路程”，科学出版社， 1959 年。 ：《殷商卜辞地理论丛》，第 86～ 89 页。 f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第 384～ 386 页。 g罗琨、张永山：《中国军事通史》第 1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196～ 199 页。 h王恩田：《人方位置与征人方路线新证》，载《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2 常玉芝：《殷商历 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年， 114～ 115 页。 3 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曾排出帝辛八祀征人方的历谱，见该书中译本第 398～ 399 页。 8 才使 得同样都是第五期卜辞中的“商”，却呈现出不同的地理方位概念这样的矛盾现象。 例如，前举（ 1）（ 2）卜辞材料就属于第五期卜辞，辞中“商”与四方四土并贞，使得“商”有天下之中的含义。 不论这个“商”指的是国族（商王国）还是商的王畿，作为天下之中，总是以国都为依托、为中心的，所以，此处“商”的地理方位的中心点在商都安阳是不言而喻的。 而诸如前举（ 12）（ 13）条记有“在商”一语的卜辞也是第五期卜辞，只因被排入十祀征人方的谱中，其卜辞中的“商”，也就被视为远离商都安阳，被认为是从殷都出发二个月之后的地点。 这样，与四方四土 并贞的“商”和征人方中的“商”之间的矛盾之处，就突显了出来。 然而，我们若把（ 12）（ 13）卜辞之类的材料从十祀征人方谱中拿出去，把它视为十五祀征人方卜辞或其他时间的卜辞，并把这些记有“在商”卜辞中的“商”作为十五祀征人方的出发地点，那么，上述矛盾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所以，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十祀时的贞人把出征时的告庙之地亦即出发地写作了“大邑商”，而十五祀或其他时间的贞人把出发地写作了“商”，因为都是商王亲自统兵征伐，所以作为出发地“大邑商”和“商”都应该是商都安阳。 有了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商”、“中商”、 “大邑商”作一概括。 笔者认为，在“商”、“中商”、“大邑商”诸概念中，“商”是最基本、最核心的。 在卜辞中，“商”字有二个层面的含义或用法。 其一是作为一个大的区域范围来使用的“商”，如作为商的王畿或国族名来使用；其二是作为一个地名王都、国都来使用的“商”。 关于前者，可以举出《小屯南地》1126 号卜辞：“ 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 ”以及《甲骨文合集》 36975号卜辞：“己巳卜，贞：□岁商受〔年〕。 王占曰：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 吉。 西土受年。 吉。 北土受年。 吉。 ”在这里，若把与“商”并贞的“四方四土”理解为是 在商的疆域内、受商王所控制或统辖的四土与四方的话，那么，这个“商”可以理解为商的王畿或王畿内的商都；而若把“四方四土”理解为商的诸侯国之地域，尽管其中相当多的诸侯国和商王国有着从属、半从属或时服时叛的关系，而这个“商”却可以理解为商国、商王国。 总之，不论把这里的“商”理解为商的王畿还是整个商国，它都是作为一个大的区域范围使用的。 又由于与“四方四土”并贞的“商”，含有中央的意思，所以，此“商”之中包含有时王的王都，而且还以王都为其依托。 关于后者，诸如卜辞中“王入于商”、“今夕王入商”、“王步自商” 王“在商” 、“在商贞”等等 ，都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地名来使用的，这个地方就是时王的王都即商都。 卜辞中的“商”尽管包含有上述作为区域范围和作为地名这样二个层面的用法，但这两个层面有一个共同的连接点，即时王的商都，在这个意义上讲，商都即王都是卜辞“商”的含义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 所谓“中商”实即“商中”，指的是由王都所代表的商王国的中心区。 对此，当年胡厚宣先生 1和陈梦家先生 2都有过一些研究。 胡先生谓“中商”即最早的“中国”称谓之起源。 我们知道，在后来发现的《何尊》铭文中即有“中国”一词，其铭文曰：“ 隹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 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自之 民。 ”说的是周的武王在推翻了商王朝之后，向上天之神誓告说自己要居于中国，由此处治民。 该文中的“中或”（“中国”），诚如唐兰等先生所指出，指的是以现在的洛阳为中心的地域，古时称为洛邑，也是《逸周书作雒》“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所说的“土中”。 过去就把这个“土中”解释为“于天下土为中”， 3意味着中央之地的地域，显然是对的。 《诗民劳》曾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又言“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故《毛传》曰：“中国，京师也”。 马其昶曰：“中国犹国中，《周礼》‘司士，掌国中之士治’，注：‘国 中，城中也’。 《孟子离娄》‘徧国中无与立谈者’，国中，谓城中也。 ”这些都是“中国”即“国中”的例子。 正像与《何尊》铭文中的“中国”相对，在西 1 胡厚宣：《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外一种）上。 2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 1956 年，第 258 页。 3 《逸周书》卷 5《作雒解第四十八》孔晁注。 9 周金文中有东国、南国之语一样， 1在殷墟卜辞中，既有与 东南西北四土或四方并贞的“商”，亦有表示商王朝之中心区的“中商”。 这就告诉我们，在当时的商族人心目中，“商”为天下之中。 天下之中对于商王国的人而言，也就是“商中”，它既可以是一个区域，也可以再缩小为一个都邑。 而最能代表天下之中的，当然是时王的王都即国都所在地。 所以，“中商”亦即王都之所在地。 对于“中商”这一概念，陈梦 家先生曾指出，安阳于战国属赵，此地为“新中”，《春秋地名考略》及《方舆纪要》卷 49 引《都城记》曰“安阳一名殷中，即北蒙也”。 为此，他说“中商或是殷中之所本，则中商或是安阳”。 2“新中”和“殷中”两个地名中都含有“中”，此“中”应有“中心”的含义。 “殷中”即殷之中心区，此“殷中”之“殷”，不论指的是商王国、商国族，还是商王畿、王都，而作为殷之中心区的“殷中”，则只能是商的王都或以王都为核心的王畿”。 “殷中”一名是卜辞时代以后即商代以后的叫法，按照甲骨文的用例，若在商代，“殷中”应为“商中”，亦即“中商”之倒转。 所以，“安阳一名殷中”的说法，正与安阳曾是商的王都以及卜辞中有“中商”地名相吻合。 “大邑商”或“天邑商”本来应更好理解，只是在“商”的前面加了“大邑”、“天邑””来修饰、形容或称呼其“商”，其核心或基本点也还是“商”，只是强调了其范围大而已。 “大邑商”一词在金文和周代的文献中都出现过。 如前引《何尊》即有“唯武王 既克大邑商”的铭文，《尚书周书多士》有“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之语。 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以为“凡称天邑商的记衣（殷）祭之事，凡称大邑商的记征伐之事并兼及田游。 两者未必是一地”。 然而，据研 究，卜辞中也记有商王在天邑商贞问征伐之事的情形， 3所以，陈梦家先生的这一说法不足为信。 卜辞中的天与大是相通的，如卜辞“ 于大庚”（《后》下 40 10），它辞又称之为“天庚”（《乙》 5584）；卜辞“岁于大戊三牢”（《甲》 903），它辞又写作“天戊五牢”（《前》 4 16 4），“天庚”即“大庚”，“天戊”即“大戊”。 “天邑商”也即“大邑商”，已被多位学者所论证。 4 《书多士》中的“天邑商”，郑玄等注皆认为是“殷之旧都”。 《何尊》铭文中的“大邑商”，有的理解为指商王朝或王国， 5有的理解为指商之国都。 其实二者 并不矛盾。 因为商王朝的灭亡是以商的国都被攻克、商纣王自焚为标志的，所以，铭文中“武王既克大邑商”的“大邑商”是以作为国都或包括国都在内的王畿来代表商王朝的，“大邑商”本来的含义有可能既指国都亦指包括国都在内的王畿，其引申义可指商王朝。 何以言之，主要应着眼于“大邑”的含义，因我们说卜辞中的“商”已含有国都的意思，那么，在“商”之前加上“大邑”二字，即非一般意义上的国都，而应指包括王畿范围的国都。 史称周武王与商纣王决战于朝歌之南的商郊牧野，所以，商后期的王畿，应包括朝歌在内。 在卜辞中，“大邑商”和“天邑商”之词 出现于第五期，而《竹书纪年》恰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 我们若把“纣时稍大其邑”时的“邑”理解为卜辞中的“大邑商”之“大邑”，那么，“大邑商”包括朝歌在内，不也很顺当吗。 也就是说，在帝辛时期大范围的殷都概念包括朝歌在内，这就是“大邑商”的含义。 基于以上关于“商”、“中商”、“大邑商”的解释，特别是关于《英藏》 2524“在商„„在亳”以及《合集》 36567“在商贞，今日步于亳”等征人方卜辞并非十祀时卜辞的解释， 1 东国，指 现在的河南、山东界附近；南国指现在的河南、湖北界附近。 参见 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第二部第四章《姬姓诸侯封建的历史地理意义》第四节、第六节。 2 陈梦家：《殷虚卜辞研究》，第 258 页。 3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第 16 页。 4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卷下。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第 14 页。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第 16页。 5 有学者认为，对应于“大邑商”，周也自称为“大邑周”，如《尚书武成》：“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孟子滕文公》下：“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 这里的“大邑周”指的是当时的西周王国，所以，“大邑商”也指商王朝。 10 笔者认为，甲骨文中的“ 商”、“中商”、“大邑商”，无论是作为王畿来使用还是作为具体地名的商都来使用，其最基本点始终是殷都安阳。 “在商„„在亳”之类的卜辞中，作为具体地名的“商”若能确定在安阳，那么，由此出发，对于卜辞中“商”地与“亳”地的关系，也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英藏》 2524 卜辞即前举（ 12）辞，是王征人方卜辞，也是“卜旬卜辞”，辞中所记，十一月，王征人方，癸卯日，在商地卜问了下一旬有无祸；癸丑日，在亳地卜问了下一旬有无祸；癸亥日，在 地卜问了下一旬有无祸；癸酉日，在某地卜问了下一旬有无祸，但已进入十二月。 这版卜辞告诉我们 ，征人方时，商、亳、 三地相连，但并非表明从商到亳再到，路途上都走了十日，从癸卯到癸丑，从癸丑到癸亥，从癸亥到癸酉这三旬时间，既包括用在路途上的时间，也包括商、亳、 三地的停留时间。 所以，由此辞虽然知道商、亳、 三地相连，但却无法依据花费在路途行程上的时间来计算三地的距离。 然而，《合集》 36567即前举（ 13）辞“在商贞：今〔日〕步于亳”却告诉我们，从商到亳，只有一天的路程。 依据古代日行军三十里为一舍计算，一日的路程只能有几十华里。 这样，该卜辞中的商既为殷都安阳，那么，亳也只能在距安阳殷墟几十华里的范围内 来寻找。 在距离安阳殷墟几十里的范围内寻找亳邑，首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无论是宋地的南亳说还是北亳说都不符合这一条件。 南亳说有谷熟以南的亳州说 1和谷熟说 2两说，两地距安阳殷墟直线距离都在二百公里以上。 北亳说中，又分为曹县说、蒙泽说和成武、定陶一带的济亳说。 山东曹县、曹县南商丘北的蒙泽距离安阳殷墟有一百八十公里以上；曹县之北的成武、定陶一带距离安阳殷墟也有一百八十公里。 这些地方步行一二天是无论如何走不到的。 其次，郑州的郑亳说也不符合这一条件，郑州距离安阳殷墟也有一百八十公里。 至于西亳说，因为该说只主张偃师商 城是成汤推翻夏朝以后建立的都城，而并不认为它是灭夏以前的亳邑，所以，说到灭夏前的汤居亳，可以不考虑它。